作为自然旅游资源、历史遗迹先天不足的城市，深圳在短短四十多年间成长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文旅地标之一，书写了一部无中生有的旅游业进化史。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也将深圳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布局。

　　本文认为，历经几十年发展，深圳的旅游业已跃迁至“超旅游化”的新形态。所谓“超旅游化”，是指旅游不是被动的依附与融合，而是主动融入并重塑城市创新生态的有机变量，其内涵体现为三个层面的超越——超越产业边界、超越景区空间、超越统计口径。当前，Kaiyun电竞随着2026年APEC会议渐行渐近，深圳文旅产业迎来新一轮跃升机遇。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梳理其独特逻辑，对于深圳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其他资源约束型城市的转型探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旅游业发展模式研究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产业，阐释其与城市资源、产业、资本、社会网络、空间结构的关系，形成了依附性发展理论、嵌入式理论、产业融合理论三大主流体系。依附性发展理论强调旅游对自然资源、文化遗产、资本品牌或行政力量的依附；嵌入式发展理论关注旅游项目如何嵌入地方社会网络与空间结构；产业融合理论则聚焦文旅与其他产业边界的动态突破。

　　这些理论各有洞见，但都难以完整解释深圳现象。深圳作为缺乏顶级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的新兴城市，其旅游业发展并非依赖传统资源禀赋、外来品牌或行政主导，依附性理论无法解释其从零起步的路径；深圳兼具科技创新、移民社会、都市休闲等特质，其融合模式呈现科技赋能、本土品牌培育、文旅全域化等特征，现有理论框架未能充分涵盖。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多将旅游业视为独立经济产业，忽视了其与城市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空间营造的深度绑定关系。

　　基于这一理论缺口，本文提出“超旅游化”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深圳这类资源约束型城市旅游业发展的新形态。

　　深圳旅游业发展沿“旅游产业化—产业文旅化—超旅游化”路径演进，可分四个阶段。

　　窗口展示期（1980-1989）：中央赋予深圳口岸特权，罗湖桥、中英街成为港澳外商入内地首站，旅游业承担政治展示功能。小梅沙度假村、竹园宾馆（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中英街“免税街”相继涌现，旅游业尚未市场化，主导者以央企国企与港澳资本为主。

　　产业化期（1990-2003）：“锦绣中华”正式开放首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开创中国主题公园先河，此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相继落成，华侨城确立“文化符号产品化”模式，开启“旅游+地产”路径；华强方特探索文化科技融合。深圳以产业逻辑弥补历史文化资源不足，也埋下过度依赖人造景观与地产的隐忧。

　　融合化期（2004-2019）：“文化立市”战略确立，文博会、设计之都、大运会相继落地；华侨城转向“旅游+生态”战略，欢乐海岸、万象天地开业，探索“文旅商娱综合体”；大鹏所城、南头古城等历史街区活化。旅游业从单一产业化迈向复合的“产业文旅化”。

　　生态化期（2020至今）：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企业开放研发场景，形成工业科技旅游专线；滨海、低空观光常态化；元宇宙、数字孪生、生成式AI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旅游业完成从独立经济部门到城市创新生态基础支撑的转型。

　　从纵向看，深圳旅游接待总人次从1980年不足百万增长至2025年2.0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从不足1亿元跨越至3147.3亿元。值得关注的是，旅游业GDP占比在融合期（2004—2019年）达到7%-8%的峰值后，在生态化期（2020年至今）反而出现过“数据收敛”的异常现象。

　　从横向看，2025年深圳GDP位居全国第三，但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8.1%，接待游客2.07亿人次，低于北京（3.9亿人次）、上海（4.26亿人次），A级景区数量、五星级酒店数量均不及北京上海的一半。受产业结构影响，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度甚至低于西安、成都等文旅资源型城市。仅从传统规模性指标看，深圳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强市。

　　然而换一组结构性、质量性指标观察，图景截然不同。深圳入境游客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年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308.2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10.67亿美元；商务旅游与休闲旅游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25:75反转为2025年的65:35；A级景区智慧旅游渗透率达100%，90%以上旅游消费通过数字化渠道完成；四大新兴业态（MICE会展、科技旅游、电竞文旅、工业旅游）合计占旅游收入46.3%，科技旅游占比从2010年1%跃升至2025年12%，昭示着深圳旅游业已完成向“科技商务驱动”的结构性转型。

　　这一低规模、高质量的反差表明，深圳旅游业的相当一部分价值，并未沉淀为传统统计口径下的门票收入或住宿消费，而是转化为科技体验的溢出效应、产业协同的乘数效应、城市品牌的传播效应。用衡量传统旅游城市的老尺子去度量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城市，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偏差。

　　深圳旅游业的实践理论意义，在于它发生在极端的资源约束之下——自然资源先天不足，土地高度稀缺，工业结构长期主导。这样的约束条件本应是旅游业发展的天然掣肘，但深圳却将其转化为倒逼创新的强大动力。

　　放眼全球，新加坡、拉斯维加斯、迪拜、日本川崎都曾面临相似约束并各自探索突破路径。深圳和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在于放弃“补短板”思路，选择“长板拉伸”策略——向空间要效益、向科技要流量、向产业要内容、向商务要客群。

　　深圳“超旅游化”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并非某一产业的单向融合，而是与城市科技生态、产业发展体系、空间治理逻辑系统性整体融合，完成了从产业部门到城市创新生态基础支撑的深刻转型。这一模式体现三层超越：

　　其一，超越产业边界。科技、制造、会展、海洋产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华为、大疆等企业将“科技之都”优势转化为旅游吸引力，依托1145平方公里海域发展海洋科创与滨海休闲；借助APEC等国际会议深化高端会奖旅游。

　　其二，超越景区空间。旅游空间扩展至城市全域，以绿道串联山海城，工业遗存与市井街巷共构没有边界的大景区，实现“城市即景区、生活即体验”。

　　其三，超越统计口径。以品牌溢出、产业协同、人才吸引替代游客量、收入等传统指标，构建三维评价体系。

　　这正是一种立足自身国情、不照搬西方范式的自主创新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治理与产业发展层面的生动诠释。从早期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到华侨城、华强方特等企业自下而上的产业探索，再到今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生态，深圳旅游业的每一次跃升，Kaiyun电竞都印证着“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活力社会”这一深层制度机制的强大生命力。

　　2026年APEC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是深圳旅游从“产业文旅化”迈向“超旅游化”的关键机遇。城市空间将全面升级为科技、海洋、商务内容的展示界面，乐高乐园、深圳歌剧院等高能级项目集中落地，山海连城慢行道、数字孪生深圳等项目将把城市整体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场域。在消费端，票根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引擎驱动消费结构升级；在主体端，传统文旅企业向科技文旅与国际化方向转型；在人才端，从业者思维正从本土观光向国际化、科技化跃迁。

　　深圳的文旅未来，不在于弥补自然与历史资源的先天不足，而在于持续放大科技创新、产业协同、城市空间营造的综合优势，让旅游业真正成为撬动城市整体竞争力提升的支点。展望未来，深圳应继续保持创新自觉与改革锐气，让旅游业之软性支撑与科技创新之硬核动能同频共振、彼此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治理与产业创新层面继续书写崭新篇章，为全球资源约束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深圳经验。

　　（作者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广东省社科联决策咨询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